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禁毒条例》有关规定，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编制禁毒监控对象清单。现通告如下：

　　将含右美沙芬复方制剂列入禁毒监控对象清单，作为禁毒监控物质，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禁毒条例》进行管控。

　　本通告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公安局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5日

　　来源：中国禁毒报

　　《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昆明会议纪要》）规定，“代购者加价或者变相加价从中牟利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这明确了代购毒品行为人是否构成牟利，将决定行为性质，构成牟利即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反之不构成牟利便一般不以贩卖毒品罪论处。“蹭吸”是指代购者以“蹭”为目的的吸食行为。关于蹭吸毒品行为的定性目前尚存在一定争议，本文从刑法立法目的和法益侵害视角出发，对代购蹭吸毒品行为的刑法定性及规制路径作出探析。

代购蹭吸毒品行为的刑法定性

一、代购蹭吸刑法定性应遵循的核心准则

　　首先，从立法目的角度，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进行规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禁毒秩序与公共健康安全，直接目的是惩治与预防毒品犯罪，深层目的是社会治理与价值引导。笔者认为，应当立足于刑法立法目的对《昆明会议纪要》中的“牟利”进行解释。法律语境下的获利与生活中获利的核心区别在于价值评价。刑法对行为人的行为评价不仅局限于结果角度，而是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对行为性质进行判定，代购蹭吸行为人从结果上获得蹭吸毒品的利益，但仍需综合考量行为人主客观才能对其行为进行准确认定，不能“一刀切”认定代购蹭吸均构成牟利。

　　其次，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毒品类犯罪侵害的法益是复合法益，既包括国家毒品管理秩序，也包括公共健康。这要求行为人对不特定或多数人的健康权益构成威胁或造成实际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社会通常的容忍限度，才达到法益侵害要求。针对代购蹭吸行为人当场吸食毒品的行为，因行为人向特定的吸毒者交付毒品并自己吸食毒品，未对公众健康产生抽象危险，此种情况下不应认定行为人损害毒品类犯罪法益。

二、代购蹭吸毒品行为认定为牟利的主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综合考量代购蹭吸毒品数量以及蹭吸毒品频率。毒品数量和频率是判断蹭吸行为是否构成牟利的关键因素，是评价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客观化量化标准。随着蹭吸次数的叠加，行为人促进毒品在市场流通的危险累积，达到严重破坏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严重危及公共健康法益，此时的代购蹭吸具有刑法独立评价的意义，若对蹭吸行为不加以刑法规制，则会对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全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唯数量论还是唯次数论，均存在违背罪刑责相适应的风险。

　　主观条件：首先，代购蹭吸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有明确的认知，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促进毒品在市场中流通，从而破坏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以及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安全。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说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故意。代购蹭吸构成犯罪需同时具备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若将以牟利为目的与代购蹭吸行为分离，则可能造成“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违背刑法公正性。其次，要明确区分以吸食毒品为目的与以牟利为目的。以吸食毒品为目的的行为人需要符合合理的吸食毒品数量标准，若蹭吸毒品数量明显超出个人合理吸食范围，可推定存在贩卖毒品、运输毒品等其他目的。以吸食毒品为目的与以牟利为目的存在区别，以吸食毒品为目的的行为人大多数是追求毒品带来的感受，或通过高风险行为获得心理满足，而以牟利为目的则是指行为人实施代购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或非法利润。

代购蹭吸毒品行为的规制路径

　　代购蹭吸毒品行为的规制应遵循法秩序统一性的原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强调一国法律体系内部应当逻辑自洽、价值协调、规范统一，避免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刑法和行政法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同，刑法要保护重大法益，而行政法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一般秩序。代购蹭吸毒品行为的规制应当遵循法秩序的统一的原则，并非所有的代购蹭吸毒品行为均须认定为牟利，以贩卖毒品罪进行规制。如托购人主动联系好贩卖毒品者，委托代购毒品行为人去指定地点进行毒品交易，代购人将毒品交付至托购人手中时，托购人给予代购人部分毒品进行吸食。此时，蹭吸毒品客观上是一种“获利”行为，但是行为人并未制造毒品流入市场的风险，单纯的吸毒行为在我国不构成刑事犯罪，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应受到行政处罚。

　　代购蹭吸行为规制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刑法应当保持克制与审慎，作为社会调控的最后手段。代购蹭吸毒品行为的法律定性需考虑该行为是否具有刑法可罚性。刑罚可罚性的判断包括行为的违法性是否达到刑法应罚的程度，以及对行为人是否有必要进行刑罚惩罚。代购蹭吸毒品行为具备应罚性是对代购蹭吸行为本身应当处罚的价值评价，与行为的不法责任密切相关，从应然层面对代购蹭吸行为是否值得处罚进行理论上的价值评判，若行为不具备应罚性，则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不能用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在代购蹭吸案件中，需罚性是刑罚限制事由，考虑对代购蹭吸行为人判处刑罚是否具有合目的性，能否满足犯罪预防需要。

　　学界对于代购蹭吸的出罪路径观点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基于代购蹭吸行为的特殊性，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需结合刑法第13条、第37条的规定（即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予以出罪或免予刑事处罚。还有学者认为《昆明会议纪要》明确了将托购者事先联系好贩毒者的“跑腿型”代购和在托购者购买的毒品仅用于吸食且双方不存在实施贩卖毒品的共同故意时，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仅供自身吸食3种情况予以出罪。笔者主张代购蹭吸出罪路径，应当严格把握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对代购蹭吸是否构成牟利必须坚持实质解释的原则，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公共健康法益是否遭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的危险，必须在司法个案中做实质判断。

　　法益侵害的同质性决定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区分须依赖于法益侵害的程度。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与托购人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托购人以吸食毒品为目的，在我国吸食毒品并不构成犯罪，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举重以明轻”，当托购人都并不构成犯罪时，代购人协助托购人的行为，更不构成犯罪。此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规定，对代购蹭吸毒品行为进行规制。但是，如果代购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大大促进了毒品的市场流通，对公共健康法益产生了实质危害，此时行为人应当视为贩卖毒品者的帮助犯，则要对其进行刑法规制。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来源：中国禁毒报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其为治病救人的药品，但另一方面，当其没有发挥医疗作用，且被滥用具有不可控的成瘾性时，就等同于毒品。这种特殊性使得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案件涉及的罪名较其他犯罪更为复杂，涉案行为既可能适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毒品犯罪罪名，也有可能适用妨害药品管理罪等药品犯罪罪名，还有与之相关的非法经营罪罪名。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昆明会议纪要》）对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前述罪名的理解和适用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依法准确适用不同的罪名需要厘清这些罪名间的相互关系。

是否构成毒品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禁毒法第二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根据医疗、教学、科研的需要，依法可以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充分说明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特殊性，除了极少数没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之外，大多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既可以被用于治疗疾病等合法用途，也可以被用于滥用等非法用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双重属性使得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案件的罪名关系变得复杂，其中准确判断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毒品犯罪至关重要。

　　第一，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物品是毒品。只有明知是毒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或者实施其他行为的，才能按照毒品犯罪罪名予以认定。如果行为人对毒品缺乏明知，也就没有针对毒品实施相应犯罪行为的故意，因而也就无法认定为毒品犯罪。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虽然明知特定物质有危害，但其所认识的危害并不是作为毒品的危害，行为人并不知道其属于毒品进而实施走私、贩卖、运输等行为的，仍然属于欠缺毒品犯罪的明知，不能按照毒品犯罪予以认定。特别是按照大多数社会公众的认知，“是药三分毒”，即便是在治疗疾病这样的情形下，人们通常也都能够认识到其所服用的物品会对身体造成毒副作用等危害，但这不等同于毒品犯罪中对毒品危害性的明知，因而不能直接认定为其具有对毒品的明知。

　　第二，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医疗目的还是非法目的。当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医疗目的时，其发挥的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作为药品的作用，因而不能认定为毒品犯罪。只有当行为人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非法目的时，其所侵犯的才是毒品管制秩序，才能认定为毒品犯罪。对此，《昆明会议纪要》已经对其罪名选择和罪数适用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例如，明知是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毒人员而向其贩卖的，此时其属于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非法用途，应当认定为毒品犯罪。

　　第三，限制解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合法用途范围。一方面，禁毒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合法用途限于“医疗、教学、科研”三种情形，而并未作其他兜底性的规定，因而从法条的文义上可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合法用途应当仅限于医疗、教学和科研这三种情形，只要不是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依法进行的医疗、教学、科研用途，都应当认定为非法用途。另一方面，基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特殊性，其有别于其他物质，如果对其合法用途作出扩大化解释，将会导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滥用，从而产生危害社会和人民身心健康的后果。因此，出于严格依法管理和防止药物滥用的目的，作出这一限制解释也具有目的上的正当性。

非法经营罪的适用

　　《昆明会议纪要》规定：“确有证据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理。”对于该类行为能否适用非法经营罪，《昆明会议纪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昆明会议纪要》还就妨害药品管理罪的适用作了规定。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的一个罪名，妨害药品管理罪主要是刑法为对接药品管理法的修改而在刑法层面作出的衔接性规定，实现了刑法与药品管理法的衔接。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的规定，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以“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前提，因而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正是为了严格遵循刑法关于本罪构成特征的规定，《昆明会议纪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适用妨害药品管理罪做了限制性要求：一是目的上的要求，必须是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二是违法性要求，要求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而生产、进口或者销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三是实质性要求，即在进口境外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时，不仅要求在形式上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而且要求其在境外也未合法上市。

　　不过，《昆明会议纪要》并没有就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能否适用非法经营罪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带来的疑问就是，对于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究竟能否适用非法经营罪？分析两罪的逻辑关系可以发现，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能够适用非法经营罪。虽然《昆明会议纪要》并未明确指出应当适用的罪名，但是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特征来看，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是能够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第一，就“违反国家规定”的前置法要求而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清楚地表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并非不可以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但前提是需要具备法定条件。例如，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经营制度，同时明确了从事经营活动应具备的条件。因此，要从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如果违反国家规定而生产、经营则属于非法经营。

　　第二，就犯罪客体而言，药品犯罪和非法经营罪一样，都属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罪名，其客体一致，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同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合法经营活动是受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因此，对于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第三，就行为方式而言，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同其他非法经营行为一样，都表现为在市场流通环节中的生产、经营、销售等一系列行为。因此，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具备适用非法经营罪的空间。

非法经营罪与妨害药品管理罪的选择适用

　　在明确了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行为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罪名的前提下，还需要对非法经营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这两个罪名的选择适用予以明确。由于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第二款明确规定，实施妨害药品管理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只要明确了非法经营罪与妨害药品管理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两个罪名的选择适用就不存在太大的困难。考察两个罪名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

　　第一，就犯罪性质而言，二者都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法定犯，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妨害药品管理罪以“违反药品管理法规”为前提。由于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内的药品经过批准是可以合法经营的，这就决定了妨害药品管理罪中的“违反药品管理法规”属于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表现。

　　第二，就行为方式而言，妨害药品管理罪共4种行为方式，分别是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的行为；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的行为；药品申请注册中提供虚假的证明、数据、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行为；编造生产、检验记录的行为。除了第三和第四种行为外，另外两种行为从其实质上而言也属于经营行为，其中第一种属于生产、销售行为，第二种属于销售行为，这两种行为均完全能够被评价为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

　　因此，对于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在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案件中具体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在触犯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同时，也完全可能触犯非法经营罪。在同时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和非法经营罪时，应当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的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毒品问题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网络毒品犯罪形态认定研究”（GFZDKT2024C02-1）、2025年度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毒品犯罪的衔接适用研究”（25SKJD046）成果]

来源：中国禁毒报

　　虽然已列管麻精药品在刑法领域具有毒品的属性，但不能只要进入刑事司法环节就一概将其认定为毒品，而是应当着重考察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准确识别相关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由于部分麻精药品具有毒品和药品的双重身份，毒品犯罪案件中涉案物质的具体身份属性就需要慎重认定。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确有行为人因治疗疾病等自救、互助目的而违法携带、邮寄、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物质等情况出现，导致了一定的法律适用困难。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印发了《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昆明会议纪要》），明确对于未经许可经营、携带、寄递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精药品等行为可以不以犯罪论处的情形。因此，虽然已列管麻精药品在刑法领域具有毒品的属性，但不能只要进入刑事司法环节就一概将其认定为毒品，而是应当着重考察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准确识别相关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究竟如何界定已列管麻精药品在案件当中属于药品还是毒品存在着争议，有必要加以分析和厘清。

　　一方面，对于涉案麻精药品在“量”和“质”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也就是通过涉案物质数量是否超出合理医疗剂量范围，对“形式”进行衡量；通过涉案物质是否真实具有治疗疾病的医疗用途，对“实质”进行衡量。具体而言，在形式方面，相关规范中明确只有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携带或使用相关麻精药品才能够认定为合理使用，倘若涉案药量巨大远超正常疾病治疗所需或交易次数频繁，即表明相关行为已明显超出合理使用范畴，可能导致社会层面出现物质滥用、成瘾等后果，可以认定其非法属性。在实质层面，涉案麻精药品是否具有真实医疗用途，主要可以参考我国当前列管目录中药用和非药用的区分，综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相关使用人员的证人证言以及医药卫生领域专家的专业意见等，对其是否具有药用可能性等属性进行综合判断。

　　另一方面，对于行为的“合理使用”主观目的的考察也要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进行。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出现脱离管制的状态已经造成了足够的危险，因此认定“合理使用”应当进行严格的限制。在形式层面，对于提出“合理使用”辩解的行为人而言，其对向行为人（即买方）应当具有正规医院开具的合法处方、诊断书等书面文件。即使因为药物尚未在我国上市而不能出具明确药物名称的文件，也应当通过确诊的具体疾病以及相应主治医生的证人证言予以具体印证。倘若买方未经任何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的相关医生的诊断或建议，而自行购买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则应当认定非法用途，那么涉案物质属于毒品而非药品。即使买方具有医生开具某麻精药品的处方，向其售卖相同或类似药效的其他已列管麻精药品的行为，也属于不具有“合理使用”目的的形式要件的行为，售卖者可能触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是因为，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特定麻精药品进行治疗，但不意味着具有相应类似药效的所有麻精药品均能够被这些患者随意购买和使用，否则难以保证麻精药品被用于医疗用途的真实性。在实质层面，应当考察持有处方、病历、诊断等文件的人是否确实患有相关疾病，只有在主观上真正出于医疗用途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以出示虚假检验检查结果、伪造患病事实等方式骗取医院处方、诊断书等文件的行为，不能排除买卖管制麻精药品行为的违法性。但如果卖方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后，出于对医院正规处方的信任而被骗，则可以认定其贩卖行为在主观上不存在犯罪的故意。

　　综合以上分析，在刑事司法中针对已列管麻精药品的“合理使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和判断：一是对可靠医学证明材料的认定，包括医院诊断、病历、处方等文件，若缺乏必要的医疗文书，仅凭行为人主观陈述难以成为“合理使用”的正当理由。二是麻精药品合理使用数量的界定，这一数量通常可以参考相关药典和处方指南进行判断，倘若数量明显同治疗周期、频率不相符（例如超量数倍甚至数十倍），则应当警惕相关物质的非药用倾向。三是交易渠道审查，倘若相关物质是通过暗网、境外走私等非常规渠道获得，而不是通过正规处方等从境外医药机构正规购买，则其“合理使用”目的便更加存疑。四是药物用途审查，通过综合分析行为人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证据，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互帮互助等医疗目的、相关麻精药品是否流入社会用于吸食滥用等非医疗用途。总而言之，只有经过严谨审查认定相关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时，才能不对行为人以毒品犯罪论处。否则，即便是从境外医院或药店和合法机构带回的管制麻精药品，一旦形成滥用或牟利扩散等情况，均应该对相关行为依法认定为犯罪，对行为人予以打击和惩罚。

　　（作者系重庆警察学院教师、法学博士）